读品传奇

摄影师和苏联战俘（第3页）

“德国人烧我们村庄的坦克，烧的是我们的油。打进我们战士胸膛的子弹，用的是我们送的金属。”

“那天早上，几百万德军像疯狗一样扑来。所谓盟友，不过是把我们养肥再宰的屠夫。这就是这里会有这么多苏联人的原因，同志。”

布拉塞听得心头发沉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，只能轻轻问了一句：“那一天……对您来说，是什么样子？”

“那天是周末，我好不容易从边境回家歇两天。午饭是红菜汤，妻子开着广播，哈尔科夫地方台。忽然新闻里说，德国人在炸我们的边境。

我当时还笑了，跟她说：‘别信，这又是那种恶作剧，就像当年威尔斯播报的火星人入侵一样。德国人是我们的盟友啊。’

直到广播切到基辅、斯摩棱斯克，熟悉的街道在燃烧，我才回过神——这不是玩笑。汤没喝完，我连抱一抱她都来不及，返岗命令就来了。

等我冲回前线，一切都完了。

我们有的没枪，有的没子弹。上面命令反突击，让拿步枪的血肉之躯，去撞德军的坦克群。他们的飞机遮天蔽日，尖啸现在还在我脑子里响。

我们败得太快了。有些市民早上出门，看见坦克还挥手，以为是演习。等炮塔一转、机枪扫过来，才知道那是死神。

一个月，我们丢了相当于两个法国的国土。我，也成了三十万俘虏中的一个。”

他抬起头，眼神空空，像是还困在噩梦的闷罐车里：“人像牲口一样塞进闷罐车，没水、没吃的、连厕所都没有。

几十个人挤成一团，脚下全是排泄物。每天都死人，我们就只能和尸体站在一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门开条缝，一个德国兵扔进来一块生南瓜。

那一刻，我们什么都不是了，不是军人，不是人，全都疯了一样扑上去撕咬踩踏。我眼睁睁看着战友为了一小块南瓜，把另一个人的眼珠抠了出来。

最后一小块碎瓜滚到我脚边，沾着泥和血……我还是捡起来吃了。

到了德国战俘营，更惨。希特勒宁可喂马，也不给我们一口吃的。为了活，有人开始吃尸体。我见过人倒在砖堆里，肚子被剖开，肝没了。

然后德国记者来了，对着这些场面拍照。他们拿去告诉全世界：看，这就是苏联人，一群未开化的野兽。”

他猛然抓住布拉塞的手腕，力道大得吓人：“所以，布拉塞，在你的镜头前，哪怕只有一秒，我也要活得像个人。死，我也要死得像个政委。我不想再被当成野兽拍下来。”

布拉塞心头一紧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只能低声问：“那您……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八月，我们七百个政委和军官作为要犯运到这儿。德国人怕我们闹事，没让干活，只关着。结果九月，四百多人被拉去了毒气室。奥斯维辛第一次用那东西杀人，用的就是我们。”

“剩下的三百人呢？”

“活下来的，比如我，就成了看管新兵的牧羊犬。”政委惨笑，“十月来了几万普通苏联士兵，像牲口一样赶进临时隔离营。

每天只有稀汤，还要干重活。我看着他们在寒风里赤身站几个小时，为了一个生土豆互相撕咬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一个活人身边准躺着两具尸体。

我活下来了，因为我是第一批。可我天天在想，为什么进毒气室的不是我？为什么在泥里被打死、冻死、拉死的不是我？”

布拉塞终于懂了，难怪他拍照时非要殿后，像座山一样挡在最后。难怪他敢冒枪毙的风险，也要揍马尔泽。

“您这么护着他们，是因为愧疚吗？因为您活下来了？”

“愧疚？”政委皱起眉，像听到了什么荒唐话，“不，同志。我没有愧疚，只有责任。只要还有一个兵活着，政委就得管饭、就得挡枪、就得把这帮小子带回家。

我们得像圣伯尔纳犬一样，有什么吃什么，就算从屎里刨土豆也得咽下去。为了等到把红旗插上柏林国会大厦那天，我们可以暂时当狗，但骨头里必须还是狼。”

布拉塞被这股凶狠的气势震住了，他沉默良久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政委同志，既然您什么都知道……那我最后有个问题，请您务必实话告诉我。”

政委看着布拉塞那副如临大敌的表情，也不由得严肃起来：“问吧，同志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”

布拉塞紧张地往门口瞟了一眼，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：“苏联是不是已经被打穿了？德军坦克是不是已经冲到太平洋了？不然……怎么连中国人都关到这儿来了？那可是世界最东边啊！”

“啊？”政委震惊地瞪圆了眼睛，仿佛布拉塞刚告诉他的消息是：希特勒其实是个犹太拉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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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段历史：

1943年9月的一天，鉴定科那位喜欢欺凌囚犯的弗朗茨·马尔泽碰到了食堂的头儿，向他讲述了自己的一个梦：德国被一圈有刺铁丝网围住，中间站着希特勒、希姆莱和其他许多纳粹党魁。

食堂的头儿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仇恨者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集中营的长官。弗朗茨·马尔泽立刻就被传唤去焚尸场，被枪决了。

——《奥斯维辛的摄影师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