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乐家通过这场体检后,营区里发布了一项新的通知:由于还有几周就是圣诞节,当局将再次放宽限制,允许犯人接收家人寄来的包裹。
这是奥斯维辛每年一度的恩典。
囚犯家里寄来的包裹其实一直可以送到集中营,但总是被堆在仓库里烂掉。只有圣诞节前夕,当局才会象征性清理一回,发给囚犯。
起初只许寄衣物,后来也放宽到可以寄钱。可对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大多数人来说,这些都比不上一块面包实在。
但今年奥斯维辛冒出了地下黑市,物资和钱开始流通,包裹一下子变得格外值钱。
临近圣诞节,寒风冻雨轮番肆虐,包裹的到来无异于雪中送炭。许多囚犯靠着家人寄来的毛衣和手套,才得以熬过寒冷的夜晚。
第二天,音乐家在领取包裹的人潮中看到了谈笑简和亚撒。感激与喜悦让他忍不住高声打起了招呼:“嘿!你们也是来取包裹的吗?”
“这么巧,亚撒的姨妈从德国寄了点吃的过来。”两人手里拿着几个小包裹,看到他便笑着回应,“你呢,家里给你寄了什么好东西?”
“正准备拆开呢,估计又是御寒的衣物。”音乐家解开包裹,里面果然是件厚实的棉衣。
他刚想抱给朋友看,谈笑简伸手按住他的手腕:“别声张,跟我到墙角去。”
“怎么了?”音乐家被他的严肃吓了一跳,不明所以地跟着两人去了角落。
谈笑简没多解释,接过棉衣,指尖在衬里摸索。
“你家里人胆子真大。”他轻声说着,用身体挡住外面的视线,捏住内衬缝隙轻轻一扯。布料裂开一道小口。
他没把东西拿出来,只是撑开缝隙让音乐家看。音乐家凑近一看,倒抽一口冷气——棉花夹层里,藏着厚厚一沓大额美元!
“原来你家底不薄。”谈笑简神色平静,警惕地扫了眼四周,低笑一声,“快收好,别让其他人看见。”
“我家里是有些产业……”音乐家苦笑,荒谬感压得他喘不过气,“要是钱能把人从奥斯维辛赎出去,我大概早就回家了。”
想起昨夜军官的承诺,他忽然下定决心,把棉衣往谈笑简怀里一塞:“这些都给你。反正我……我可能很快用不上了。”
若真能获释,这笔钱对他无足轻重,对留下的人却是救命钱。
“别这么绝望,自己留着吧。”听到这话,谈笑简还以为他对自己的存活没信心,把钱推了回去,“钱在奥斯维辛虽然不是万能的,但关键时候依然能买命。”
音乐家拗不过,只得紧紧抱住棉衣,心里暗暗发誓,若能活着出去,必要报答这份恩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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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子一天天过去,严冬终于亮出了锋利的獠牙。每天清晨,都有囚犯在自己的铺位上死去。
他们大多是没有收到包裹的可怜虫,清一色戴着黄三角。因为犹太人往往全家都被抓进了集中营里,再无家人能寄来御寒衣物。
这天傍晚,囚犯们和往常一样,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等待晚间点名。然而点名官卡尔·弗利奇没有出现,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党卫军军官。
“我叫赛德勒。”那人站在高台上宣布,“弗利奇长官有事外出,这周由我来接管纪律。”
他简单地介绍完,嘴角忽然勾起残忍的弧度:“那么,从现在开始,就让我看看,你们当中有哪些人可以活过这一周吧!”
话音刚落,他便下达了命令:无限期延长晚间点名。
所有囚犯不许解散,不许吃饭。无论佩戴着何种颜色的三角,都必须在原地站着,直到他认为纪律已经整顿完毕。
冬雨毫无征兆地倾盆而下,像钢针穿透了单薄的衣服,刺入肌骨。
这场酷刑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。
9点一到,赛德勒重新走上高台,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,淡淡瞥了眼手表:“解散。”
这两个字来得太晚了,在长达3小时的折磨中,不断有囚犯无声倒下,再也没能爬起来。
特遣队只得连夜加班,在泥水里拖走一具具尚有余温的尸体,清理这场由赛德勒导演的残局。
侥幸活下来的人精疲力竭地涌入大棚,用冻麻木的手抓起冷透的晚餐,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。卡波在一旁不停地咆哮着,催促他们在15分钟内解决一切,然后奔回营房,熄灯就寝。
回到铺位的幸存者们还没来得及庆幸,绝望的消息便再次袭来:赛德勒还要代班整整一周。
第二天晚间点名,噩梦如期而至。所有人早已到齐,赛德勒却以有囚犯失踪为借口,面带微笑地开启了新一轮的晚间罚站。
囚犯们沉默地站着,如同风化的墓碑,时不时便有一座倒塌。
音乐家里面虽裹着家人寄来的棉衣,可整日待在温暖室内,身子早已扛不住。意识快要断线的刹那,几个工作人员冲进检阅场,冒雨喊着编号让人出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