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个月前,1941年2月,在厨房工作的布拉塞接到了来自政治部的传唤。
在奥斯维辛,这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:死刑。
他推开政治部的门,心脏狂跳,屋里却没有刑具,只站着另外五名囚犯。几人面面相觑,很快意识到彼此入狱前都是摄影师。
一名党卫军小队长走进来,直接一连串发问:
“暗房显影的最佳温度是多少?”
“蔡司镜头如何保养?”
“复制一张底片需要多少工时?”
布拉塞凭着多年经验从容作答,当场被选中。当天,他转入鉴定科。
第一次走进办公室,布拉塞愣住了——这里竟布置着一整套完整摄影棚,而非预想中的简陋角落。
鉴定科有三间冲洗照片的暗房,以及一间独立的拍摄房。拍摄房里,一台装着蔡司镜头的专业相机固定在支架上,正对高台木椅。
椅子带摇杆,人像玩偶一样被转动,完成一套拍照流程:戴帽正面、免冠正面、标准侧面。
他的上司是党卫军小队长□□,为人意外温和,下达的第一条命令却让他费解:“听着,布拉塞,我不收废品。囚犯必须刮净胡子,脸上不能有淤青、肿眼、化脓伤口。照片必须是完美的。”
起初,布拉塞严格执行了这个标准。每当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囚犯,他都会好心地摆摆手:“回去把伤养好了再来。”
他以为是在给对方喘息之机,直到几周后才悚然发觉,那些被他打发回去的人再也没有出现,点名册上的名字全被划掉了。
他终于明白,党卫军不需要伤患。拍不出合格档案照的,就是没有价值的废品。
而废品是不配修复的,归宿只有焚尸炉。
从那天起,布拉塞调准了焦距,也调整了自己的良心。再有带伤的囚犯坐下,他不再多言,只默默打光,用阴影掩去伤痕。
拍一个人理论上只需三分钟,实际却常常拖得漫长。新来的囚犯像受惊的牛羊,浑身发抖,眼神空洞,语言不通的更是完全听不懂指令。党卫军动辄呵斥,不耐烦便直接殴打。
布拉塞一开始不敢作声,直到某次,他看着取景器里恐惧的脸,冒死扯了个谎:“长官,住手。人剧烈颤抖会让底片模糊,锐度不足。为了帝国档案清晰,我需要他保持静止。”
这番鬼话竟然奏效了,党卫军愣了一下,放下了拳头。
此后,布拉塞便常以类似理由,为囚犯争取片刻安宁。
在这里拍照是一件劳心费神的事,过去在老家摄影时,他可以慢慢引导客人:笑一笑,看这里,再偏一点……他有大把时间捕捉最好的神态,满意了才按下快门。
可在鉴定科,一切都被碾碎。每天百人以上,一周七天无休。他再也没有精雕细琢的余地,取景器里永远是惊慌失措的脸。他只能轻声安抚:“别怕,看着镜头,这里暂时安全。”
哪怕这份安全只有几分钟,哪怕有个助手总在一旁欺辱犯人,他也想守住这点平静。
1941年下半年,囚犯编号逼近五万时,上级突然下令:停止为犹太人拍照。
摄影棚瞬间空了大半,空荡得让人心慌。所有同事都心知肚明,不拍照片意味着什么——从一开始就准备抹除的人,不配留下档案。
十月的一天,布拉塞路过砾石场,寒风里传来俄语惨叫。他悄悄靠近坑边,眼前一幕让他血液发凉。
坑底,一群苏联战俘在泥水里推独轮车。他们全无宣传里的凶戾,更像老实巴交的农民,身材魁梧,满脸胡茬,眼神茫然。
若是在乡间遇见,他们或许会递上刚挖的土豆,邀人尝一口。可在这里,他们活得不如牲口。
平时一直守在工地外面,从不插手囚犯劳动的党卫军,此刻却像射击猎物一样朝坑底开枪,狂笑着喊道:“共产主义混蛋,去死吧!”
中弹者被拖上来剥光,身躯在波兰的寒冬里冒过一阵热气,便迅速冰冷。党卫军对着尸体嗤笑,一顿乱踢:“瞧瞧,西伯利亚的畜生也不抗冻啊。”
布拉塞不忍再看,带着满心的震撼匆匆离去。
东线战事推进,大批苏联战俘涌入集中营,摄影棚再度爆满。布拉塞借机申请扩编,把一名同乡拉进鉴定科,给了他能保命的绿三角身份。
日子在显影液的酸味和快门声里流淌。几周后,同乡助手忽然找到他,声音发颤:“布拉塞,你不会相信我在澡堂看见了什么……我差点死了,是一个中国人救了我。”
“中国人?”布拉塞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“对,一个中国人。就在奥斯维辛。”
布拉塞手里的底差点滑落,战争打了这么多年,他从没想过,德国人竟疯狂至此——连遥远东方的中国人,都被抓进了这座地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