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怕有家人寄来的棉衣,要在地狱里再熬五天也是九死一生。而现在,他用这笔钱,为谈笑简和亚撒赢得了一线生机。
看着窗外那片沉入黑暗的地狱,音乐家提起笔,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:
“这是我必须偿还的恩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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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续两晚在冰雨中罚站,没御寒衣物的黄三角几乎都冻死了,就连待遇稍好的特殊三角们也快撑不住了。
第三天夜晚降临,赛德勒再次出现在高台上,脸上一如既往地挂着虐待狂的笑容。
在他宣布无限期罚站开始后,囚犯们积压已久的不满终于喷发了。叫骂哭喊此起彼伏,人群骚动,甚至有人试图冲撞警戒线。
然而赛德勒对此早有准备。他只是轻蔑地一挥手,早已埋伏好的增派党卫军便手持冲锋枪,带着狼狗从四面围上来,将操场中央的囚犯们压得密不透风。
寂静重新笼罩了检阅场,只有雨声泼天盖地。
就在这时,一个工作人员身披雨衣穿过雨幕,走向操场上的党卫军小队长。两人低声交谈了几句,工作人员展示了手中盖了红章的特别通行证。
随后,在无数道诧异的目光下,党卫军打开了封锁线,将谈笑简和亚撒从队伍中叫了出来,示意他们跟着那名工作人员离开。
他们被带出了集中营大门,进入了与检阅场一网之隔的接待大楼。
大门关上,温暖干燥的暖气扑面而来,像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。工作人员没有多言,直接将他们带上了2楼的一间空办公室。
“这是今天的信。”工作人员冷冷地递给他们一个信封,指了指墙上的挂钟,“你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记住规矩:只能在这里看,看完交还给我,绝不能带走。”
说完,他便关上门出去了,甚至没有留下来监视。
信封上没有署名,谈笑简拆开信封,和亚撒凑在一起读了起来:
简,亚撒:
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已经离开了奥斯维辛。
我向那位好心的长官请求,允许你们在接下来的五个晚上,每晚都来这里读我的一封信。
这五封信你们不能带回营区,看完之后必须交还给工作人员。这是我和他们交易的一部分。
外面的天气很冷,罚站至少要持续两到三个小时。而你们恰好看信的速度非常慢,慢到……需要在这间温暖的办公室里,反复读上整整两到三个小时。
我想,你们能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。
既然有这么长的时间,请允许我在接下来的几封信里,给你们讲讲我的故事。
我是1938年6月被捕的。但我最初的目的地并非奥斯维辛,而是德国最早的集中营——达豪。
在那里,我遇到过几位一流的音乐家。我们像一群绝望的盗贼,偷偷凑齐了简陋的乐器,然后召集了十几位同伴,组成了一支秘密乐队。
私下排练了几次后,趁着一个哨兵不在的午后,我们在刚扩建完工的大厕所里开启了第一场音乐会,因为那里是全集中营看守唯一不愿意靠近的地方。
那场音乐会只持续了15分钟。从那以后,乐队的成员便以自愿打扫厕所的名义待在里面,在屎尿的恶臭中酝酿新的乐章。
在德国人眼中,我们是掏屎挑粪的苦力。但到了周末,我们就摇身一变,成了15分钟的音乐家。
在达豪,一切都是阴郁颓丧的。但每周一次的隐秘演奏,却成了我们所有人的灵魂避难所。